内容摘要：来源：华商韬略与尹卫东从中专生起步的传奇经历相比，今天的科兴，似乎更像一个传奇。但在鲜亮的业绩背后，却有一系列来自市场的问题，始终与科兴伴随。为什么它的资本背景始终存在争议，科兴到底是谁的？以至于在中

来源：华商韬略

与尹卫东从中专生起步的揭秘科兴传奇经历相比，今天的年赚科兴，似乎更像一个传奇。亿的疫苗但在鲜亮的往事业绩背后，却有一系列来自市场的揭秘科兴问题，始终与科兴伴随。年赚为什么它的亿的疫苗资本背景始终存在争议，科兴到底是往事谁的？以至于在中资股东的年报中，出现“中外股东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揭秘科兴矛盾和利益冲突”。

2019年春节前，年赚科兴生物董事长尹卫东去探望了一次自己的亿的疫苗老师，刘崇柏教授。往事

刘崇柏是揭秘科兴中国著名病毒学专家，一手推动了中国甲肝病毒疫苗的年赚研制、产业化与应用。亿的疫苗

由于身患重病，刘教授和尹卫东的交谈并不久，只叮嘱了他一句话：小尹，一定要把疫苗搞好。

尹卫东与疫苗的缘分，始于1983年。

这一年，河北省正定县爆发了甲型病毒性肝炎，向省内提请支援。

作为唐山防疫站的防疫人员，尹卫东被上级派到正定，参加流行病学的现场调查。

尹卫东的工作，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白天流调采血，晚上分离血清。正是在这种工作模式中，他初识了主持调查研究的刘崇柏教授。

作为一名卫校毕业，只上了8个学时病毒学课程的中专生，尹卫东向刘崇柏发起了“连环三问”。

“为什么我们唐山地区每年都有中小学发生肝炎流行？”“甲型肝炎有什么预防的办法？”“你们病毒所这样的国家科研单位为什么不快点进行研究？”

尹卫东这种“焦点访谈”式的追问，让自己得到了答案——甲型肝炎病毒的研究，需要从早期病人的大便标本中分离病毒，但却找不到早期病人的标本。

这成为了尹卫东进入疫苗领域的契机。他向刘崇柏教授提出了一个请求——如果能采到甲肝病人的早期标本，是否可以破格接收他进入病毒所进修学习。

几个月后，尹卫东带着采集来的甲型肝炎病人的早期标本，出现在刘崇柏教授的面前，他得到了一个评价——这是一份比黄金还宝贵的大便标本！

自然，他也得到了一个深造的机会，破格进入病毒所进修学习。

尹卫东要去的“病毒所”，在业内俗称“昆明所”。它的全称，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所内科研宿耋顾方舟在六十年代研发的疫苗产品，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带来了福祉，这款产品有一个世人皆知的名字——脊髓灰质炎糖丸。

因此，虽然地处西南边陲，但在中国疫苗与病毒领域，昆明所的声名却辉赫无双，是当之无愧的“疫苗国家队”。日后除了尹卫东，这里还走出了另一位中国疫苗行业的著名人物——董事长李云春。

身处国内一等一的老牌生物医学科研机构，尹卫东从实习技术员起步，开始了自己与疫苗的一生之缘。

在甲肝研究领域，昆明所是当时国内的第一机构。

“甲肝诊断试剂盒”、“甲肝动物模型”、“甲肝减毒活疫苗”，这三个国家863攻关课题，都是由昆明所负责组织实施的。

所以处在这个环境里，尹卫东的科研之路，走得很顺利。在进入昆明所之后，他很快便参与完成了一系列研究工作。1988年，尹卫东因甲肝病毒诊断试剂的研发，被评为“河北省十大杰出青年”。

但在研究甲肝疫苗时，尹卫东却遇到了一个难题：资金。

一般而言，从发现病原体到病理机制，再到找对抗原、诱发抗体，最终生产出疫苗，整个过程需要10年；疫苗是给健康人使用的特殊产品，对安全性、有效性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外，一个疫苗研究周期的投入通常需要5亿—10亿美元。当初尹卫东研制出的第一个甲肝诊断试剂，唐山市科委仅仅给予了8万元研究经费的支持。

因此尹卫东手里的资金有限，做疫苗的宏伟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手里掌握着珍贵的甲肝病原体，把甲肝疫苗做出来才有更深远的意义，也更切合实际。

很快，一场突发事件，更加坚定了尹卫东对研发甲肝疫苗的决心。

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31万人患上甲肝，47人死亡。面对甲肝的大流行，国内医药企业却拿不出自己的灭活疫苗。

▲《解放日报》的报道

在防疫一线工作多年的经历，使得尹卫东感同身受。“在我内心中有一种冲动。”即便是二十年后，尹卫东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1992年，尹卫东决心“下海”。借了5万元，注册了一个10万元的公司。“房屋一间、地皮一垄”，几个人一边卖药，一边研究。

次年，尹卫东与外资合作，成立唐山怡安生物工程公司。那时候的尹卫东就已经明白，做生物技术开发，不和国际接轨是不可能的。因此外资占了55%的股份，尹卫东成为小股东。

从那之后的几年，尹卫东和伙伴们是“撑”过来的。最缺钱的时候，他们甚至卖起了豆芽菜。

“研发疫苗需要莫大的勇气。”尹卫东回忆起当年做的决定。

1995年，尹卫东带领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甲肝灭活疫苗，并于1996年进入“九五”国家医药科技攻关计划，算是圆了自己十几年的梦想。

但此时距离真正能够获得批准，能够批量生产售卖还需要很长一段距离。尹卫东再次为资金疯狂，偏偏又碰上亚洲金融危机，投资者也接连爽约。

很快，尹卫东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到来。

1998年，尹卫东在朋友的引荐下认识了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创始人潘爱华。经过接触之后，潘爱华认为尹卫东确实是个人才。

1999年，尹卫东的甲肝灭活疫苗获得国家新药证书，成为首个国内自主研发的甲肝疫苗。潘爱华的未名集团顺势为其提供500万元借款完成临床试验。

2001年4月28日，北京科兴正式成立，其中潘爱华的未名集团出资5100万元占51%的股份，尹卫东的唐山怡安生物工程以甲肝疫苗技术入股占24%的股份。

▲来源：科兴官网

多年后尹卫东对记者说：“我需要我的企业盈利，也希望我们的产品到时候没有用武之地”。但他又补充了一句：“对商人来说，这可能是不对的。”

靠甲肝疫苗起家的尹卫东，自然对疫苗研发尤其是流行性疾病的疫苗研发格外重视。北京科兴刚刚成立两年，就立刻奔赴防疫一线。

2003年的春天，北京的大街冷冷清清，路人寥寥，往日的车水马龙和市井之声，被偶尔听到的120救护车尖利的呼啸声所替代。SARS（非典）刚开始流行，尹卫东就把所有研发人员聚集起来开会：“现在形势非常严峻，我们一定要表明态度，研发出能有效防止SARS传染的疫苗。”

2003年4月24日，尹卫东主动请缨进行疫苗研制。5月9日，北京科兴的研制项目被列入国家“863”重大计划项目。

此后，尹卫东亲任研发负责人，整合国家科研力量，率先开展对SARS灭活疫苗的研发。

为了能够尽快将疫苗研制成功，尹卫东硬是承受着前一年亏损的财务压力，暂停了相对成熟的甲乙肝联合疫苗的生产以及其它研究。

温家宝总理曾在视察时评价他们：“总是战斗在防疫第一线”。

“战役”就这样打响了，尹卫东带领实验人员在负40帕的气压下，“全副武装”地一干就是十几甚至二十个小时，困倦袭来时，大伙儿甚至连靠都不敢往墙上靠一靠，因为那一靠，也许马上就会鼾声四起……每次从实验室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渴得能一口气喝完一整瓶矿泉水，然后瘫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气……

在经历了六个月的高强度工作后，尹卫东团队完成了SARS灭活疫苗临床前研究。

次年12月，北京科兴完成SARS灭活疫苗I期临床试验，北京科兴的研发首战告捷。

▲全球第一支SARS病毒灭活疫苗I期临床研究结果揭盲 来源：科兴官网

“要知道，全世界只有我们完成了SARS疫苗的研究。”回忆起当初的情景，尹卫东仍旧充满了自豪。

然而，生物制药产品开发是一项高度投机的事业，涉及风险程度很大，当公司研发出一个产品获得回报之前，大流行病爆发的威胁可能会消退，简直如同一场豪赌。

随着中国最后一位非典病人的出院，北京科兴中止了SARS灭活疫苗II期和III期的试验，正如尹卫东所说，SARS灭活疫苗毫无用武之地，几千万的投资也随之打水漂，如果再算上停产导致的亏损，恐怕将会是更为庞大的数字。

很难说北京科兴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虽然在科研上取得胜利，但却在商业上惨遭失败。

不过，据北京科兴内部言论表明，SARS灭活疫苗的研究成功为中国应对新型传染病的暴发提供了疫苗应急研发的成功模式与经验。

2004年初，禽流感（H5N1）刚刚开始在全球传播。

即便SARS灭活疫苗的亏损在当时已成定局，尹卫东仍然坚定认为：“没有疫苗，一旦禽流感大规模爆发，就会像SARS时期一样，所有国家都会对我们封闭大门，我们更不可能期待别国的疫苗支持。”

3月初，北京科兴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开始了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

直到2005年底，当全球关注禽流感疫情，我国也出现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时，科兴宣布已研制成功人用禽流感疫苗，并完成了临床前全部研究工作。

2006年6月，人用禽流感疫苗I期临床研究结果揭晓，研究结果显示该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英国的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这一科技成果，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项目负责人Klaus Stohr博士也予以评价：“一个解决大流行流感疫苗制备难题的方法已经被发现，看来他们已经成功了。”

然而在非典后出现的禽流感，虽然使得社会人心惶惶，但感染率极低，全球就400多病例，中国仅有38例。

北京科兴研发的人用禽流感疫苗再次无用武之地，幸而北京科兴总结出一条相对成熟的技术路线，根据尹卫东介绍：“假如有一天换了一个非H5N1病毒引发大流行，把新毒株填到我们的工艺路线里去，能迅速生产出疫苗。”

事后验证确实如此。

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全球爆发，不到半年时间，尹卫东就率领团队研制出全球首个甲型H1N1流感疫苗。此后，该项目被人民日报列入改革开放40年·40个“第一”项目。

与此相同的还有2013年H7N9流感疫苗。

不过，两次研发效益均不乐观，等三期临床试验结束，疫情也已彻底消失。

在几次流行性疾病疫苗的研发上，尹卫东赌上大量研发费用与心血，最后因为疫情消散，丧失继续研制的市场基础，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且其在售的疫苗不是国家收储模式，因为定价、运输原因，未能进入国家采购名单。

即便在北京科兴推出了全球首支手足口病疫苗，最被外界看好的2016年，科兴仍然在亏损。

其后，尹卫东与潘爱华更是展开股权纷争。2018年，潘爱华甚至上演了带领二十大汉来到科兴办公室抢夺重要资料的戏码。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股权纷争终于不了了之，被搁置一旁。尹卫东转身启动名为“克冠行动”的疫苗研制项目，在政府支持下，再次成为最早一批疫苗国家队成员。

实际上，即便是在2020年的年报中，科兴仍然认为：公司产品少，收入来源有限，在售的甲型肝炎疫苗、甲型和乙型肝炎疫苗、流感疫苗等销售收入下降；由于研发费用太高，未来可能亏损。

但新冠疫情的爆发，带给了科兴一次新的上场机会。

从2020年那个春天开始，新冠两年，为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于科兴，这种变化同样巨大。

4月30日，科兴生物（SVA）发布了2021年财报，实现总营收193.7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80.3亿人民币，净利润144.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55.41亿人民币，归母净利润84.6亿美元，合560亿元人民币。研发支出1.55亿美元。在中国大陆，实现销售额109亿美元，其他区域销售额85亿美元。

作为北京科兴生物开发的新冠肺炎灭活疫苗，CoronaVac（克尔来福）已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紧急使用授权或有条件批准。目前，已有超过28亿剂新冠疫苗被运送到世界各地。

与尹卫东从中专生起步的传奇经历相比，今天的科兴，似乎更像一个传奇。

但在鲜亮的业绩背后，却有一系列来自市场的问题，始终与科兴伴随。

为什么它的资本背景始终存在争议，科兴到底是谁的？以至于在中资股东的年报中，出现“中外股东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利益冲突”。

科兴的第一大股东就是日本的软银集团，其占股15.07%。第二大的股东才是科兴生物的创始人CEO尹卫东。第三大的股东是CDH吴尚志等六位创始人，其中占股8.39%。第四和第五的股东分别是永恩国际和维梧资本，其中占股8.25%。

很多人因此质疑科兴属于外资企业，利润最终还是都流向国外。

不过，虽然尹卫东没有占到大部分的股份，但他的控制权占了大部分，可以说科兴还是在尹卫东的实际控制下，只可惜最终受益最大的确实是软银集团。

为什么它的利润率如此之高？2021年，净利率33.30%，净利率34.59%。康希诺净利率44.35%。在国内控费背景下，科兴生物却独善其身，净利率达到74.63%。

为什么它的研发投入比例如此之低？2021年，几大疫苗企业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智飞生物（代理的默沙东4/9价HPV疫苗贡献其全部产品货值80%）为2.66%。康希诺（销售产品以新冠疫苗为主）为21.05%。康泰生物、沃森生物分别为20.22%、21.77%，科兴生物只有0.8%。

这么多的为什么，和尹卫东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传奇。